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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的埃勒裡·奎因:變革與探索

從1942年的《凶鎮》開始,到1958年《The Finishing Stroke》為止,這時期出版長篇小說12部,其中有6部重要作品翻譯成中文(《凶鎮》、《從前有個老女人》、《十日驚奇》、《九尾怪貓》、《王者已逝》、《玻璃村莊》,另《惡之源》有台灣臉譜出版社譯本,《The Murderer Is a Fox》、《Double,Double》、《The Scarlet Letters》、《Inspector Queen's Own Case》、《The Finishing Stroke》無譯本)。本文所針對的後期奎因即主要指第三期作品。

這時期奎因作品由單純的推理遊戲轉向帶有嚴肅文學成分,這要歸結於丹奈的創作觀(奎因小說主要由丹奈創作大綱,李將大綱擴展為小說)。丹奈和李在關於偵探小說是否能成為嚴肅文學方面的分歧。丹奈認為可以,但是李在和丹奈的通信中對此表示懷疑。無論如何,他們的創作觀與時俱進,在作品中涉及當時的文化、政治思想,注重深層心理的挖掘,小說的主題也變得嚴肅起來,同時也不放棄早期小說中的公平競爭的解謎原則。簡而言之,政治、社會和哲學主題在後期奎因小說中佔有重要地位。順便一提,從1963年《另一方的玩家》開始的奎因第四期作品,丹奈的創作觀又發生了改變,儘管在某些作品中(如《另一方的玩家》、《然後在第八天》)嚴肅主題仍然存在,但是大部分作品的主旋律變成了「娛樂和遊戲」。

多虧權威的奎因研究專家Francis M. Nevins Jr.的研究著作《Royal Bloodline: Ellery Queen, Author and Detective》(1974)以及小說家兼評論家Breen L. Jon在《埃勒裡·奎因神秘雜誌》(EQMM)2005年2月號上的摘選的《The Queen Letter》,我們或許可以更深入的瞭解後期奎因作品創作的一些理念。

1936到1939年間是奎因創作的第二期,也是奎因的轉型期,他意識到自身的推理創作必須走出獨特的道路,開始在劇情的設計與鋪陳做較大的改變,試圖在傳統偵探小說中開拓陌生的格局。奎因吸收了光面雜誌與電影的一些特色:淡化情節,增加愛情戲,這些顯然都是從電影改編的角度考慮的。題材方面也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將更多的元素融入傳統偵探小說之中。然而直到《凶鎮》出版,才重新定位了奎因作品的風格。

《凶鎮》是一本包含自然、自然規律的小說。它的中心主題是辯證法。生之中是死。諾拉·海特生病是在感恩節和聖誕節發生的,死亡的衝擊是在新年。吉姆在情人節被捕,諾拉在復活節死去。象徵著生的時節到來的卻都是死亡。死之中是生。諾拉死了,但是她肚裡的孩子卻出生了。墓地裡的老樹萌發綠芽,似乎是墳墓中的死者滋生出的。埃勒裡在母親節揭發了真相,在可怕之外也給兩個年輕人和一個小嬰兒帶來了可能的幸福。案件雖然以悲劇結束,但是小說的結尾處讀者仍然能讀到希望。

《凶鎮》中仍然可以看到1936到1939年間這段不那麼成功時期作品的影子,但是這些影子已經有了很大的突破,變得更為成熟。諸如審判過程可以視為對《半途之屋》中類似情節的長足改進,還有對《生死之門》中直覺化推理的借鑒,在萊特鎮的描寫方面也是在《紅桃四》中好萊塢場景基礎上的巨大進步。《凶鎮》中的小鎮不是古典偵探小說模式下鄉村別墅謀殺中英國風情的鄉村,而是典型的美國化小鎮。據稱,《凶鎮》中萊特鎮的原型是來自Thornton Wilder的著名舞台劇《Our Town》(我們的小鎮,1938)中的Grover’s Corners,舞台劇的背景是20世紀初,並且沒有犯罪元素。不過,《凶鎮》的背景、人物、情節、結構以及其他所有東西都是奎因原創的。甚至在希區柯克的電影《Shadow of a Doubt》(疑影,1943)中——它的主要編劇據說就是Wilder——小鎮儘管在某些方面像Grover’s Corners,但是它更像是萊特鎮。

1948年出版的《十日驚奇》無愧於是奎因的又一巔峰作品,甚至可以說它是後期奎因風格的定型之作。丹奈曾經向李表述他在《十日驚奇》中的理念:「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部小說)是對偵探小說和虛構偵探的反思;更直接的也是更重要的,這是對埃勒裡作為虛構人物兼偵探的反思。這種反思是徹底的、帶有破壞性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結尾處埃勒裡仍然是正確的。但是在反思的過程中——並且作為它的一種結果——埃勒裡應該是一個人。我的看法是,整個反思埃勒裡的不可靠和『才華』的唯一合理結論就是他放棄了推理。因此,這是他的最後一案。」不過李對最後一案的概念表示疑問,而且最終丹奈「最後一案」的想法也並未得到實施。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十日驚奇》中有太多東西和一般偵探小說不一樣。犯罪不在是簡單的人和人的智力鬥爭,而是超出人的力量的鬥爭——猶如上帝般操縱罪案的兇手以及代表著理性和人性的埃勒裡之間的鬥爭。偵探在這種鬥爭中(尤其是失敗情況下)表現出了更多痛苦的心理狀態。

早在《埃及十字架之謎》(1932)中,宗教題材就出現在奎因作品裡。不過《埃及十字架之謎》的宗教元素被用來增加案件的詭秘氣氛。直到《凶鎮》宗教元素才真正融合到小說主題之中,並成為奎因作品經常探討的主題。在《十日驚奇》中宗教幾乎成了小說的主題,是此類型偵探小說的傑作。此後的《然後在第八天》、《另一方的玩家》等作品中宗教元素更是不斷出現。奎因的宗教題材提醒我們,大眾化、逃避主義式的小說在取悅讀者時,仍然可以意義深遠。

《九尾怪貓》(1949)展現了犯罪給整個紐約帶來的恐懼,同時這部小說在前部作品《十日驚奇》顛覆神探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在小說開頭,埃勒裡因為范·霍恩一案受到的傷害而不願意在接觸案件。同樣,《九尾怪貓》的結局是埃勒裡解決了案件,但是在埃勒裡偵破案件的過程中,他看到了更多的死亡並且深深自責。丹奈在和李的通信中這樣表述《九尾怪貓》的創作思路:「你也許記得我們在同時得出一種結論,即下一部奎因小說應該『更直接的』——或者按照你說的『不那麼浮華』。……我試圖寫出一個更直接的小說類型——但是,我得說,沒有犧牲掉奎因的每一種特色……埃勒裡仍然是埃勒裡……但是他處在一種不同尋常的情感壓力之下(不是愛情),並且這讓他扮演人的角色……我們維持埃勒裡的基本特性——還有那些1948年所作的修正。」儘管在結尾處埃勒裡大罵自己愚蠢,但是他做出了更多的反思,從小說中我們看到作者的思路也從「最後一案」轉變為尋求出路:讓偵探做一個允許失敗的人。

《玻璃村莊》(1954)是50年代奎因作品中的優秀之作。這部非埃勒裡系列小說表現了奎因反麥卡錫主義(指美國共和黨參議員J. R. McCarthy於1951-1954年間發動的反共以及迫害民主進步力量的法西斯行徑)的思想。丹奈的朋友、同時也是著名的硬漢偵探小說作家達謝爾·哈梅特曾經因為非美活動被判刑6個月。小說中展現的瘋狂氣氛正是麥卡錫主義的寫照。辛恩隅的女畫家芬尼被殺導致整個村子的人群情激憤,將外來的流浪漢作為發洩的目標,認定他是殺人的兇手。儘管還沒有上法庭,村民們便給他判了死刑。在影射麥卡錫和非美活動委員會無端陷害民眾的同時,奎因也在反思所謂的合法審判程序、人性等問題。因此使得這部打上時代烙印的作品永遠不會過時。

人物變化也是後期作品的特點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埃勒裡·奎因更加人性化而富於感情的人。從《凶鎮》開始,埃勒裡·奎因還是小說的中心人物,但是他不再是早期那個解謎的埃勒裡。他摘下夾鼻眼鏡也不大弔書袋,不再是超然的解謎神探,而是一個深入案件中的人。《九尾怪貓》結尾處賽利曼教授對埃勒裡所:「你以前失敗過,你以後還會再失敗。這是人的本性的角色。」最後教授又引用《馬太福音》:「神祇有一個,就是他,沒有別人。」作者所想表達的意思是,如果你身在這個世界,你就會受到傷害,你也會傷害別人。這是人的經驗,也是人的命運。沒有人能逃脫悲劇;只有如上帝般的人才能做到。人不能成為神,這種早在思想在《雷恩先生的最後探案》(1933)中已有表露。不過這是的奎因不再簡單的用死亡來解決這種宿命。埃勒裡沒有死去,而是在屢次失敗中獲得了重生。這讓後期的埃勒裡加上了一層不同於一般黃金時代神探的色彩。不再扮演神的角色的埃勒裡成為了一個人,同時也成就了他真正的神探美名。不再效仿古典神探的奎因也走出了自己的偵探模式道路。

另外,在前期作品中戲分頗重的理查德·奎因在第三期作品中大為淡化,甚至在《凶鎮》、《十日驚奇》等書中徹底將理查德拋棄。這似乎表示奎因在淡化警方介入案件的色彩,探討各種主題似乎要比過多筆墨描寫警察程序更加必要(也有可能是奎因認為父子探案組合難有新的發展)。倒是在《Inspector Queen's Own Case》(1956)中,埃勒裡退出而理查德走上前台,但理查德也並非代表警察力量而是借他探討退休問題。不過,奎因在小說其他人物的塑造方面更加成熟,文筆也更好了。

後期奎因小說借鑒了很多非傳統偵探小說的元素,將他們改頭換面之後變成奎因自己的東西。硬漢派小說、好萊塢電影等對奎因作品風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可以想像,1941年之後,作為小說大綱執筆的丹奈創辦《EQMM》,眾多投稿的作家包括初出茅廬的新人作家對後期奎因作品理念也許會有影響。比如《從前有個老女人》(1943)就是奎因受到當時犯罪小說作家如Alice Tilton、Craig Rice以及Richard Shattuck的影響,這批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作家創造了一種反傳統的、瘋狂的偵探小說。丹奈曾經將奎因小說中的這方面內容表述為「奎因漫遊奇遇境」:讓理性的人投入到如卡洛爾筆下《愛麗斯漫遊奇遇境》中兔子洞那樣瘋狂的地方,並且讓他在混亂之外推進某種秩序。這種奇境在《瘋狂下午茶》、《從前有個老女人》、《龍牙》中都出現過。《九尾怪貓》能看到阿加莎·克裡斯蒂《ABC謀殺案》(1936)以及Jerome和Harold Prince的短篇小說《The Man in the Velvet Hat》(1944,這篇小說是這對新人的第一篇偵探小說,發表在EQMM上,並得到了丹奈的很多建議)的影子。奎因借鑒的目的也許是尋求作品更具深層次藝術的魅力,力圖讓偵探小說呈現出更加豐富的色彩。

在挖掘作品主題,加強小說文筆的同時,我們仍然能在後期奎因作品中看到早期那種解謎小說的身影,甚至某些後期小說無論是謎團、佈局還是推理都不遜色於前期作品。奎因標誌性的偵探元素在後期作品中也有精彩的表現。《The Scarlet Letters》、《玻璃村莊》中出現了臨終留言,雙重解答可以在《十日驚奇》等書中找到身影。失落的環——看似不相關的連續殺人事件之中的關聯性動機——是《九尾怪貓》的一大特色,也被後來諸多連續殺人題材作品所效仿。儘管挑戰讀者不再出現,然而我們依舊看到公平競爭的思想始終貫串於全部奎因作品之中。

後期奎因作品不應該單純的作為偵探小說看待,讀者也許只有不斷閱讀、不斷評價這些作品,才能更深刻的體會奎因後期創作理念,感受其中不一般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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