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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屍走肉

   1984年11月,日本築波大學醫學小組的3位醫生,為1名不幸暴卒的婦女施行了
器官移植手術。手術是在這名婦女的腦電波活動完全消失,但心臟尚未完全停止跳
動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在日本還是第一次。事後,17名患者康復訓練小組成員便向
地方檢察院提出起訴, 指控築波大學小組的3名醫生對心臟繼續跳動的未亡患者施
行器官移植手術已構成殺人罪。接著東京大學附屬醫院的許多醫生聯名就築波大學
3名醫生被指控犯了殺人罪一事向日本最高檢察院提出質問。 於是關於判定人死亡
的法律標準問題,便引起了人們的爭議。日本各界對此眾說紛壇,莫衷一是。一些
人擔心,以大腦死亡作為死亡標準,將會讓醫生隨意移植人的器官,但更多的人認
為,「築波手術」實際上加速了確定以大腦死亡為死亡標準的立法準備。因此,是
否有必要制定一個涉及新的法定死亡標準的法律,便提上了日本議會的議事日程。
為此,日本各黨派議員還聯合成立了「生活道德問題法規研究團體」。
    另據悉,某大學有位教授,在一次車禍中大腦皮層遭到嚴重破壞,意識完全喪
失,但其心臟尚在搏動,呼吸也還存在,經鼻飼和護理,在病床上生活了8年之久。
由於他已完全喪失了意志, 因此,這8年中,他沒有一秒鐘是清醒的,從而造成了
極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費。
    以上這些都涉及到死亡的標準問題,即到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才算已經死亡。
它涉及到何時可以停止搶救生命,何時可以摘除仍有功能的器官等一系列道德和法
律問題。為此,醫學界,特別是法醫學界對死亡的概念、定義和標準重新進行了討
論。1968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關於死亡概念的特別委員會提出了腦死亡的問題。
他們認為,確定一個人是否死亡的標誌,不是過去那種呼吸和心搏永遠停止的傳統
概念,而是腦功能徹底的永遠喪失。這是醫學和法醫學發展的結果,是對死亡概念
的新的認識。
    腦死亡的發生,可原發於腦組織的嚴重損傷、出血,腦壓迫或腦疝等,也可繼
發於心臟或肺臟的功能而先行障礙和停止。
    腦死亡的概念提出來以後,芬蘭第一個從法律上接受了這個死亡標準,爾後美
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等國,也先後接受了腦死亡的概念。
我國現在還沒有從立法上接受這個概念,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也只是一個時間的
問題了。
    以腦死亡作為確定人死亡的標準,有其諸多好處和科學性。如前面所舉的某教
授的例子就是這樣。如果我們的法律承認腦死亡的概念,那麼這個還有自主呼吸和
自主心搏的人,就可以因其腦功能永遠喪失而被宣佈死亡,簽發死亡證書,進行火
葬, 而不必護理8年之久,既浪費人力物力,又使人目不忍睹。在現代科學技術條
件下,沒有自主呼吸和自主心搏者,可以應用現代醫學復甦術,用人工心肺機、心
髒啟搏器等長期保持其心搏和呼吸,如果心臟損壞,用啟搏器亦不能維持其生命的,還可以移植他人的心臟或使用人工心臟。但是,如果這些人已經發生了腦死亡,意識永遠喪失,只能處於假生真死的狀態,那麼就是現代醫學技術也無能為力了。如果我國法律承認腦死亡,則我們不僅可以避免無謂的浪費,避免對腦死亡者進行不必要的折磨,而且還可以將他們新鮮的具有生命力的器官(如眼角膜、腎臟、肝臟、心臟等) 摘取下來,移植到腦健康而相應的器官已經失去功能的人身上,挽救他人的生命。
    近十多年來, 器官移植在世界範圍內有較快的發展。 到1973年,世界上已有
33018例腎移植案例, 2/3的腎移植者能夠長期生存。到1977年,世界上至少有354
個心臟移植案例, 其中8O%的生存了一年以上,有一例生存了8年。近幾年來,器
官移植技術得到了迅速發展。這是一門頗具發展前景的技術。在器官移植技術中,
最困難的就是供移植用的器官的來源。為此,曾有醫療組停止作人體心臟移植。為
了促進器官移植技術的開展,一些國家逐漸接受腦死亡的死亡判斷標準,並且制定
法律,規定腦死亡者的器官供移植。最近比利時通過一項法律,規定所有死者將被
視為願意獻出器官作為移植用途的捐獻者,除非他們生前曾正式表明拒絕這樣做。
這項法令還規定,那些基於宗教理由或其他理由而不願獻出器官的人士,必須向政
府登記並表明態度。這份名單將由政府收入電腦檔案內,並提供給所有醫院和停屍
所。像比利時那樣運用法律手段確認腦死亡為死亡的法定標準,並且鼓勵國民獻出
自己的器官,必將給器官移植技術開闢廣闊的前景。
    儘管世界上已有一些國家接受了腦死亡概念,但是,關於腦死亡的診斷標準或
者說是腦死亡的具體內涵問題,各國規定卻是不盡相同的,甚至在同一個國家中,
如美國,其規定也因州而異。腦死亡的診斷標準對於腦死亡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是基礎,是前提,也是內容。腦死亡的診斷標準對於司法工作也是有其現實意義的。
舉一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醫師判斷某甲是腦死亡者,於是將其器官移植給了乙。
在這裡,甲是供體,乙是受體。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某甲的親屬就完全可能提出
異議,說他的親人某甲不是腦死亡,不僅不應當成為器官移植的供體,而且應當為
受體,指控醫師失職,甚至殺人。可見,如若法律要承認腦死亡的概念,那就不僅
僅是承認問題,而且還應當對腦死亡的標誌、確定的方法和程度作出具體的規定。
    60年代末以來,歐美學者就腦死亡提出了許多不同標準。綜合各種文獻提出的
診斷腦死亡的標準, 可以歸納為以下5項:第一,深度昏迷,對外界刺激完全失去
反應,即使對強烈的疼痛刺激也無反應。但應排除中樞神經抑制劑的過量,體溫過
低(低於35℃)以及代謝障礙或內分泌障礙所致的深度昏迷。第二,腦反應消失,包
括瞳孔散大固定,對光反應消失,動眼反射、角膜及咽喉反射、腱反射等均消失。
第三, 無自動呼吸。這主要可以從撤除呼吸機後,觀察3分鐘,仍無呼吸來證實。
第四,大腦誘發或自發電活動的停止,反映成平的或等電位的腦電圖,24小時後復
試仍無改變。第五,腦循環停止。這是確定腦死亡最可靠的標準。特別是在顱內病
變或損害不明、診斷不清以及有藥物作用或中毒可疑時,更為可靠。
    在上述5個標準均己具備的情況下, 可以判斷病人已腦死亡。如果要作器官移
植,在程序上,必須由兩名以上與器官移植無關的醫師 (主治醫師或者主治醫師以
上) 作出診斷結論,方可撤除呼吸機,停止搶救工作,進行器官移植。對於器官移
植來說,供移植的器官當然是越新鮮越好,但摘取器官又必須在機體死亡後才能進
行。這是一對矛盾。解決這對矛盾的方法,無非是盡早地確定腦死亡,在各個環節
節省時間,以保證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我們所講的假死真生與真死假生的問題,即是講以心搏和呼吸停止作為確定死
亡的標誌呢,還是以腦機能永遠喪失來確定死亡的標準問題。這在司法實踐中有其
重要的意義,有時甚至關係到人命。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殺人罪是非法剝奪他人
生命的犯罪行為。如果共犯甲用斧頭猛砸被害人頭部,致被害人嚴重顱腦損傷,已
經發生了腦死亡,接著共犯乙又猛刺被害人的胸部,或其心臟被刺中,血管被刺傷,失血量達1500毫升以上,也足以構成死因。在這種情況下,就要考慮是甲還是乙對被害人的死亡負主要責任的問題。按照傳統的觀念和傳統的死亡標準,就應當由乙對被害人的死負主要責任;而按照腦死亡的概念,則應當由甲對被害人的死負主要法律責任。所以,腦死亡的問題,或者說死亡標準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法醫學的理論問題,也是司法實踐中的一個涉及到判斷共犯罪責孰輕孰重的實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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