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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馬波小姐

女性直覺+打破砂鍋+人性關懷=全球轟動

  

然而,活在60年後的我們都知道,Thomson先生的預測錯的一塌糊塗。這位看走眼的評論家,唯一說對的是:克莉絲蒂的確撰寫了一系列的珍馬波探案。但是他低估了這個人物的發展可塑性,也未能預見到珍馬波的辦案神力擴及倫敦、甚至遠赴加勒比海的島嶼;當然,他最大的失算,就是無能預期到讀者會喜歡在偵探身上,看到直覺、打破砂鍋問到底、以及對人性的關注等人格特質,如同珍馬波這麼一個平凡的角色。也因如此,Thomson更想像不到珍馬波探案會被譯成44種語言,在全球共賣出一千多萬冊,她的傳奇故事還被搬上電視、電影、舞台劇,即使是克莉絲蒂死後,珍馬波探案依舊大受歡迎。

  其實,若只看過這一本《牧師館邸謀殺案》的話,或許真的有人會同意Thomson的看法,畢竟,這部珍馬波的首次長篇案件除了有克氏擅長的“誰幹的?”謎團架構之外,全篇故事充滿了輕鬆諧趣的基調;主角珍馬波雖是正義的化身,但她那愚蠢的老處女造型,著實叫人忍不住發笑。爾後的系列作品中,珍馬波探案轉型成功,不但從輕喜劇的類型破繭而出,轉而去探索人性深沈的心理層面、社會現況的改變、以及罪惡的本質。

非女性主義的保守派偵探

  

且讓我們先來看看珍馬波這位女神探是什麼樣的人。她可說是本世紀以來最典型的單身老處女,藍色的眼睛、穿戴黑色的蕾絲無邊便帽與露指長手套,衣著極端保守樸實。她雖然是屢破奇案的女豪傑,但決不會有人視她為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原因之一是她的經濟狀況不佳,常須要外甥給予施捨援助;原因之二是身體狀況也不甚良好,僅能靠著直覺和經驗來默默追查兇嫌。此外,珍馬波還擁有另一個老處女的標誌─喜歡談論閒言閒語。此嗜好雖填補了她生活中百般無聊的時光,卻也造成她教養稍差的負面印象。幸好,克莉絲蒂讓珍馬波蟄伏了12年,再以第二部長篇小說《圖書館內的屍體》(The Body in the Library)重現江湖。這一回,角色個性做了些許的修改,馬波小姐變得稍微時髦一點,以跟上時代的腳步;而她那偏愛碎嘴閒聊的個性,也受到技巧性的修飾。此後,珍馬波開口談論時就不再那麼卑微渺小,即使是社會地位崇高的男士也得虛心受教。透過她的推理,邪惡的罪犯只得伏首稱罪;但對那些受到驚嚇的、不快樂的、愚笨的無辜者而言,馬波小姐卻只是個和藹寬容的老好人。

從俱樂部的舌戰,嶄露推理才華

  

  嚴格說來,珍馬波並不是推理史上的第一個“老處女偵探”,但世人總把她當作此類型最成功的濫觴之作。另外,眾所皆知的是,珍馬波這個虛構人物,其實是克莉絲蒂以老祖母為範本來模擬創造的。根據克氏的說詞,她的祖母是一個樂觀開朗的老人,而且能夠準確預見到人事物中最腐敗的一面。在克氏的生花妙筆轉換下,珍馬波像她的祖母一樣,能從平淡無奇之中見人所不能見。舉例來說吧,某個人戴帽子的方式不太對勁啦、或者有人佩戴與衣飾不協調的鑽石項鍊,抑或是另一個傢伙漫無頭緒地提及魚的味道怪怪的等等,此時,馬波小姐卻能從這些表面上毫無關連的平凡事物中,總結出意想不到的破案關鍵。

建立心智的資料檔,核對人性的黑暗面

  

穿梭祥和與悚動之間,挖掘出正義與真相

  

一點小小遺憾

  

若要說珍馬波一生中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在電視或電影中詮釋她的演員都不太稱職。試想,原本應該是拘謹守分寸的老處女,居然被Margaret Rutherford演成聒噪喋喋不休的八婆!唉,珍馬波的真正風采,恐怕只能在平面小說中,讓讀者自行悠游想像了。
或許有人質疑,老人家幹嘛愛插手世間污穢之事?喔,沒辦法,珍馬波畢生最愛的,便是真相和正義,為了挖掘真相,她可以像一位揭發政府醜聞的新聞記者那樣冷酷無情,不得真相決不善罷甘休。不過,也有人抨擊珍馬波的傳奇無處不見矛盾,譬如說她過著一種封閉性的生活,卻如同先知般能堪破人生百態;她的體力不佳,尤其到了晚期作品更是明顯,但她總能擊敗那些年輕力壯的壞蛋,絲毫不受威脅;有時,她的談吐顯示出正處於猶豫不知所措的情況,但下一刻卻能冷靜無誤地往正確的方向推理。其實,這樣的矛盾反而能營造出仿真實情境的戲劇張力,若拿福爾摩斯探案來作比較,這位舉世聞名的偵探之豐功偉業,反而像是不真實的、被過分誇大的男性冒險故事。從現實生活中取材,由寧靜祥和中醞釀毛骨悚然的謀殺氛圍,這的確是「推理女王」克莉絲蒂的看家本領。
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大家的眼前,為何只有珍馬波能洞察表面下的蛛絲馬跡?答案很簡單,端視看事情的態度和方向。這就好比是變魔術,魔術師總要誤導觀眾的焦點在他的手上,哪知道美麗的助手正在他的腳下變花樣呢!而珍馬波就是那位不受干擾、直視關鍵所在的觀眾。對這位業餘的女偵探來說,事情不會只有一種解釋,比如說,聽到關門的聲音,不一定是代表有人進來,因為可能是有人出去;女房東發誓她的房客案發當晚並未外出,她可能是掩護他,也有可能是在保護自己。珍馬波對自己所見所聞的觀察心得牢記在腦海中,並形成一種猶如資料庫的模範樣本,然後在某次案件中,樣本將會發揮其功效:某個嫌疑犯會讓她連想起St Mary Mead家鄉裡的某化學家,他有兩個家庭和妻子,但雙方都不知情另有第三者存在;或是在別的案件裡,珍馬波又在某嫌疑犯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家鄉的某位單身女子,出外旅行一趟回來後,竟變成已婚婦人。在馬波小姐眼中,人們的心智是變幻無窮、捉摸不定的,然而,若要追循此轉變的軌跡,外在的變化有時是可提供為參考的依據,即使是毫不起眼的小事。因此,珍馬波憑著自己的經驗建立起“資料檔案”,然後從中取樣找出類似的個案典型與現下案件作比較核對,由此對比兩者有無相同的行為模式,最後再評估出真相的最大可能性。她能幫警方解決許多懸案,除了依賴自己敏銳的智慧外,還得感謝她那久居的家鄉St Mary Mead,在這彷若聖經中的罪惡之都Gomorrah,各類邪惡、墮落的人事物以此為舞台活躍著,也因而逐一化成馬波小姐辦案的對照範本。
〔註:美國版的書名為《The Tuesday Club Murders》〕,共收錄了13則珍馬波的
短篇故事。
事實上,珍馬波首次在推理文壇亮相,是在《隨筆》〈The Sketch)雜誌上連續刊登的短篇故事集。每一則故事,都圍繞著一個名為「星期二俱樂部」的討論團體,成員包括了牧師、珍馬波、她的外甥Raymond West與其未婚妻Joyce等人,每次聚會的主題都是談論近來發生的無解案件。舌槍唇戰到最後,各方說法眾說紛紜,但總是只有珍馬波一人能到達真相的終點。這類的推理小品極受讀者歡迎,於是在1932那年,克莉絲蒂出版了《十三個難題》(The Thirtee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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